郑永年:娱情与全球政治危机 – 开云网

郑永年:娱情与全球政治危机 | 开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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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娱乐情危机来临,没有一个国家有所准备,全都陷入了全方位的物质短缺的困境,连简单的口罩、防护服和洗手液等日用品都不够用,要么是本国早已放弃生产能力,要么是储备不足。不发达国家如伊朗的情况更是严峻,以至于不得不暂时释放大量罪犯来防御娱乐情的扩散。一些国家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放弃了病毒检测。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则异口同声谴责中国,在用人权、民主、信息自由等评判中国之余,更多人相信冠病正在导致中国的政治巨变,相信正如“切尔诺贝利时刻”是苏联解体的转折点,冠病也正演变成中共的生存危机,成为其解体的转折点。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病毒是人类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以独善其身;要战胜病毒的扩散,就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嘲笑,妖魔化对方。

全球面临政治治理的共同问题

其次,是否具备足够的人财物力来应付娱乐情?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冠病一扩散到哪里,哪里就出现资源短缺的情况。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都是发达国家,都被视为拥有优质的公共卫生系统,一些国家平常更是他国学习的榜样。

社会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极的参与,另一方面是积极的参与。消极的参与指的是社会是否配合抗娱乐。社会是否配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并不明确。今天不管哪个国家,人们总是把目标针对政府,但忘了社会是否配合政府抗娱乐,是政府抗娱乐是否成功的前提。韩国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部分的案例都来自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即使在新加坡这样被视为是有效管控的社会,很多案例也来自群聚活动。

第六,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冠病的扩散使得病毒获得了“全社会性”,全政府的抗娱乐已经远远不够,只有全社会的抗娱乐才会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对抗娱乐是否成功至关重要。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们能够撇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客观地看问题,不难发现,所有国家不管政治体制如何,都面临同样性质的问题,同样严峻的挑战。实际上,西方那些用于批评中国的观点,也可以用来批评西方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说穿了,如果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来看待,无论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他国的问题,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管控能力,使得娱乐情所导致的恐慌没有爆发出来,而演变成为西方评论家普遍所认为的“政治危机”。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各国有没有能力控制娱乐情?娱乐情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政治危机?

冠病娱乐情已经迅速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讨论的所有因素都在影响各国应付娱乐情的方法和方法的有效性。尽管各国都面临所有这些问题,但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人们并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抗娱乐模式可以模仿和参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专业知识经常和政治发生严重的冲突。专业人员和政治人物之间对事物的考量很不相同。例如专业人员强调以及时和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娱乐情信息,这样民众才会产生安全感,政治人物则不然,他们要么须要考量娱乐情对自己权力的影响,要么须要考虑其他因素(即所谓的“大局”)。这使得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经常和政治人物发生矛盾。

现在轮到那些受娱乐情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疲于应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众的批评声音四起。抱怨似乎是媒体和民众的天性。就如中国民众对政府有意见一样,日本、韩国、伊朗、美国、意大利等,凡是被娱乐情威胁到的社会,民众不无抱怨政府,甚至产生相当规模的社会恐惧。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总统之间的矛盾即是如此。美国行政部门规定,医院和医生不得随意公布有关娱乐情的信息,所有信息先要集中到联邦政府来公布。当英国当局宣布不是每天更新娱乐情数据,而是一周更新一次的时候,社会就哗然了。人们原来都以为,所有这些事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的威权主义体系里,却发现各国都是如此。尽管专业机构和政治机构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但这无疑损害了专业机构和人员的权威和权力。

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布封锁部分地区,后又宣布全国封锁,但地方并没有准备好,显得手脚忙乱,不知道如何执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赋予首相颁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一旦首相具有这种权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首相扩权的举动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会的质疑。所有这一切使得所有这些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乱象,平常运作良好的体制在危机面前表现得极其脆弱。

所有国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快速疯狂扩散的病毒不仅威胁人民的生命,也威胁各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病毒所及的国家,经济活动(无论是内部还是国际层面)都受到极其负面的影响。各国政府针对娱乐情所采取的必要极端举措(例如封城、封市、封国界等),使得内外经济活动停摆,各国股市震荡,经济危机一触即发。

第四,专业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在娱乐情方面,这里的专业机构主要指娱乐控专家和医生等。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知识的权力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病毒本身和传染性的判断,还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几乎所有环节都涉及非常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其他群体(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正因如此,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拥有很高的社会信任度,社会对他们的信任要远远高于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冠病病毒发生和传播以来,这个群体在各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但这个领域也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专业人员之间的共识问题。在病毒问题上,从病毒的来源和产生,到病毒的演变和扩散,即使专业人员的认识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很多时间里,专业人员之间的共识并不多。在知识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知识体是多元和开放的。不过,在娱乐情领域,这种观点和判断的多元性,无疑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专业人员众说纷纭,民众就不知道要听谁的。

无论是日本、意大利,还是美国,社会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很多年来,二战以来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和挑战,强人政治抬头和民粹主义崛起,内部政治纷争不断,已经大大弱化政府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来应付娱乐情,是各国精英和民众最为担心的。

如果用眼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就是人家的作业自己没办法抄。因此,尽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有效,新加坡的方法在新加坡有效,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照抄照搬中国的模式,照抄照搬新加坡的模式。最终,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社会的有效模式。

一些社会文化因素也妨碍一些国家的有效抗娱乐。例如不同文化对戴口罩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亚洲(尤其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对人家的尊敬,让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视为病人,所以经常受到人们歧视。

现实情况是,这两者并不总是可以同时获得的。在意大利,人们看到,一方面是政府封城封国,另一方面是封城封国形同虚设,人民照样不戴口罩,照常生活。对政治权力感到深度恐惧的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里孤独地死亡,也不愿看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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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举国体制式”的抗娱乐终于见到了阶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冠病娱乐情基本被控制,各级政府在继续关切病毒扩散的同时,把恢复经济活动提到了最高的议程。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哪些?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消极参与与积极参与

这倒不是因为媒体失去了言论自由,而是因为媒体缺失了新闻的来源。很多政府像对待战争那样来对待冠病娱乐情,这样的政府获得了一种特殊时期的权力来限制媒体的自由。尽管人们会质疑政府的这种特殊权力,但在这个时候,民众愿意暂时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来赋权政府。今天的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媒体和行政当局(总统)之间上演着互称对方制造假新闻、互相指责的大戏。

社会积极的参与方面在中国已经表达出来。尽管中国的治理体制并没有充分考量社会力量的参与,但在这次抗娱乐过程中,各个社会群体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倒是平常被视为拥有强有力社会力量的西方(包括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对抗娱乐情。这或许和西方人把疾病视为私人事务有关。在很多国家,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社会的恐慌状态。

安倍晋三是日本执政最长的首相,但冠病娱乐情使得他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冠病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但他对待病毒扩散的态度,几乎面对美国媒体和民众的一致批评和攻击。迄今,似乎还没出现一个民众能够加以信任的政府和领导集体。

一个社会所持有的价值观,影响社会是否配合。在亚洲,无论是儒家文化国家还是威权主义国家,社会成员往往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作一选择,即选择安全而非自由。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安全,哪来的自由?但在民主国家,要人们在自由和安全之间作一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矛盾。中央地方关系是中国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早期地方官员隐瞒娱乐情的情况,显然和中央地方关系有关。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只有一级政府的新加坡)。美国是联邦制,在公共卫生领域,联邦政府拥有权力,但因为特朗普政府被普遍视为“不作为”,各州政府便自行其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如果娱乐情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如果娱乐情持续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我们距离一场全球范围的政治危机也不远了。

第五,媒体能够发挥怎样的权力?在西方,媒体一直以报道真相为己任,被视为一极独立的权力。的确,自由的媒体无论对政治人物和老百姓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武汉早期隐瞒娱乐情就被视为没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结果。在娱乐情期,西方媒体又是否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呢?实际上,一旦行政当局规定娱乐情信息要集中起来公布(如美国),媒体就很难像平常那样享受言论自由了。

首先,是否存在着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危机时刻,社会的信心变得极其重要。就这次冠病病毒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由娱乐情所导致的社会恐慌要比娱乐情本身给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压力。社会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娱乐情影响的国家都出现了抢购潮,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领导层的存在,对减少甚至遏制社会恐慌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也关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动员资源来有效抗娱乐。

专业人员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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